在198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考虑在各省市分行都办一个证券公司，而且只允许办一个。到1988年，为适应国债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由各省市分行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在各地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这些由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系统和财政管理系统办的证券经营机构是中国最早的证券公司。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股份制改革试点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最早出现在中国境内从事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大多是附属于银行的投资信托公司。比如，1984年代理发行“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的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1986年8月5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成为最早开展国库券柜台交易的公司。
最早的国库券交易柜台——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摄影：新华社记者李永宏)
深圳特区证券公司
在深圳，1985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1987年9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深圳人行兴办改为由10家金融机构出资合办的股份制企业。9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金融业务，公司正式注册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
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所谓“老三家”证券公司，也就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特区证券公司(简称“特区证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简称“中行证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简称“国投证券”)。
实际，上在1986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考虑在各省市分行都办一个证券公司，而且只允许办一个。这样全国就有近30家证券公司出现，都由人民银行主办。也是在1986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需抵达上海来商讨筹建交通银行一事，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李祥瑞与他讨论了建立证券公司的问题。李祥瑞当时提出：有的省市办一个证券公司可以，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也只办一个的话就不方便，希望多办几个。刘鸿儒说：“好吧，上海可以多成立几个。”
就这样，到1988年，为适应国债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由各省市分行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在各地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这些由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系统和财政管理系统所办的正券经营机构是中国最早的证券公司，起初其主要业务是从事国债的经营，后来才逐渐转到股票的发行和交易业务上来。
在上海，1988年4月21日，上海振兴证券公司成立。这是上海唯一专门从事国债业务的证券经营机构。
至于上海最著名的三家证券公司，上海申银证券公司隶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8年5月2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于1988年8月正式成立，首任总经理是吴雅伦;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实行股份制的证券公司，1988年6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于1988年7月18日正式成立，首任总经理是管金生;上海海通证券公司隶属交通银行，1988年8月1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于1988年9月22日正式成立，首任总经理是汤仁荣。
成都证券公司
哈尔滨财政证券公司
长沙证券公司
银川市信托投资公司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问：为什么申银证券公司第一任老总会是吴雅伦?申银证券公司不是工商银行的吗，怎么会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呢?
确实，申银早期的那一段历史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非常模糊了，而申银证券自己的历史沿革叙述也早已淡化并很难找到当时那段历史详细完整的记载了。
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申银证券公司提供)
事情的由来就是前面所说的：“1988年，为适应国债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由各省市分行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这件事在上海市分行遇到了一些波折。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是龚浩成，而他在这之前是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教授、副院长，是一个早年就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培养的学者型官员。
因此，当198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要上海市分行组建一家隶属于自己并主管的证券公司时，在龚浩成这里遇到了反对的声音。龚行长当时就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是监管部门，你这个监管部门自已搞一个营业机构像什么话?
龚浩成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道：
我当时讲了一句话：“这不是等于踢足球，裁判员下场去了，到时候临门一脚球踢进去，到底是算还是不算?我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行政管理司的司长金建栋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当时给我们答复是：你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自己不组建一家的话，上海报上来的其他两家也不批准。”这指的是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当时万国、海通我们分行已经向总行申报。他说：“你自己不组建，这两家也不批准”。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组建了一个隶属于上海市分行的证券公司。上海的申银证券公司就是这么来的，“申银”的意思就是上海人民银行。申银第一任经理是吴雅伦，他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后来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
上海第一家股份制机构万国证券公司(摄影：新华社记者杨溥涛)
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摄影：新华社记者徐义根)
组建了这个公司之后，我找吴雅伦谈：“你不要搞股票。你要买卖，将来可以买卖一点债券，但你不要去买卖股票。”因为债券体制比较规范，股票买卖起伏波动比较大。他说：“我这个公司还有10多个人，10多个人工资怎么开法?”我说：“工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付，按人民银行职工的编制、工资支付。”他说：“这么多人没事干也不行。”我说：“那你就在国际化、规范化方面搞些研究工作。”
现在我们从申银证券公司当时所申明的开业宗旨，就可以见到强烈的官方色彩：“申银证券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出全资创建的证券公司，主要经营证券的批发业务，促进上海证券市场向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本公司作为人民银行证券市场的窗口，还将对证券的交易价格进行引导，对全市交易量证券库存进行必要的调节，并通过对长期证券的吞吐，达到放松和收紧银根的目的。”
而上海的另外两家证券公司的开业宗旨，却明显带有浓重的市场色彩：
——万国证券公司的宗旨是：“为搞活上海金融市场、为企业开展资金筹集和融通渠道、为促进上海的经济繁荣服务。公司采取先债券后股票、先交易后上市、先公股后私股、先国内后国外的做法，将为中国金融证券化和国际化作贡献。”
——作为交通银行全额出资开办的海通证券公司的宗旨是：“办理包销、助销、推销和代理发行各类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可转让的各种银行，存款证券业务。”
然而因为这种计划额度式的管理方式，使得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的成立，恰恰忽略了当时已拥有“全国最大证券交易市场”的工商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证券交易量在1989年足以抵得上其他三家证券公司的总和还有余。这让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感觉非常不舒服。
1990年年初，中央下决心整顿各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属于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所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出全资办的申银证券公司也在整顿之列。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已去交通银行当董事长，龚浩成接任上海人民银行行长，朱小华提升为副行长。龚浩成原来就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朱小华也积极主张要把申银证券公司交出去。但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里，把申银移交给谁，意见还不一致。
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证券公司开始吃香起来，但证券公司的准入证却很难拿到，要想再组建一家就不是那么容易批了。因此当时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毛应墚、副行长王玉春就不断来找龚浩成。
中国I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投资信托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他们一直在持续运营，但规模比较小，如果有一个申银证券公司的牌子，业务就可以做大。毛应棵、王玉春对龚浩成说：“工商银行所属的静安证券业务部足国内最大的证券市场.可以给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提供一块肥沃的土壤。”
龚浩成就很大度地答复：“转让可以，这个公司转让给你们不收一分钱，只有一个条件，招牌名称不能变，仍旧叫申银证券公司。人员我们可以撤回来，你重新组织安排。”龚浩成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有了静安证券业务部良好的基础，他们能够把申银证券公司经营得更好。实际上，我们就卖了一块牌子给工商银行。”
就这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给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以后，毛应棵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投资信托公司抽调出副总经理阚治东来担任总经理。1996年万国证券在“327事件”。以后，与申银合并成为申万证券公司，王玉春就在阑治东1997年离开后担任总经理。
而申银证券公司的第一任总经埋吴雅伦就被龚浩成撤回来，因为1990年年初龚浩成已担任领导筹建上海证交所的三人小组成员，他就把吴雅伦放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小中去了。
在申银证券公司交接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原申银证券公司开张后唯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交易——买进了4.5万股“电真空”股票，要连同申银的牌子一起转让。制治东认为转让接手这笔股票没问题，关键是股价。原中银买进这笔“电真空”股票时每股102元，开始谈判时，静安股价指数(当时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投资信托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编制的股价指数，这也是中国股市最早的股价指数)是89点，“电真空”已跌到发行价以内，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仍要求以102元价格转让。谈判还没有结束，市面上的股价已出现了，上涨趋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又提出每股要105元才能转让。
但股价仍在上涨。这使阚治东有点着急了，他匆匆赶回自己的工商银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因为那时股票交易主要还足集中在他统辖下的静安、虹口两个业务部进行。第二天，股价就出奇地稳定住了，“电真空”每股价格总在105至107元之间摆动，再也升不上去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人想尽快把申银证券公司转让出去，也没有耐心和阚治东讨价还价了，最后以每股105元的价格把全部股票转让给了工商银行。
令人颇感奇妙的是，这里刚刚办完移交手续，签了字，交了款，那边“电真空”股票马上飞涨，一下子跳到150元。人民银行的45万股“电真空"，转眼之间让工商银行净赚了1800万元。原申银公司的人颇为后悔，大呼上当说：“我们白送了你们几栋大楼!”
据说时任I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的毛应樑当时看着阚治东，颇为得意地搓着手说：“这等于人民银行嫁给我们一个女儿，还‘陪送’了一份大嫁妆。”但没过几年，毛应棵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调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行长。他不无幽默地说：“这真是鬼使神差。高兴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这钱是从我的口袋里掏出去，装进了人家的口袋。”
第二件事是，在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签好申银证券公司转让合同后，阚治东受命赶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办理正式的过户移交手续，谁知又遇到一桩有惊无险的事情——
“我当时找到金管司的朋友，请证券处的小秘书把报告送上去。谁知人总行不批，说最近一次行长办公会议又重新决定：各地的人民银行可以把证券公司继续办下去。这真叫人听了昏过去。
“难道到手的鸭子就此飞了不成?我坚持待在那里不走，再三说服他们，人总行总算露了一条口缝：‘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一定要转让的话，请龚浩成行长写一张手条来。’
“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到上海，龚浩成也真帮忙，马上写了一张手条，电传过来……”阚治东为此至今对龚浩成抱有感激之情。
最后，到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前1个月，以原来人民银行分出来的三大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三大极具政府行政背景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国泰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各10亿元人民币。
这样，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发展阶段中，中央、地方以及其他成分的证券经营机构就此形成了较完整的规模。
